新2代理网址:文学研究是文化分析的手段还是文化介入的契机?

admin 2个月前 (12-07) 社会 22 0

在很多人看来,文学研究这个领域似乎相当纷繁驳杂,甚或争议频仍。我则不然。事实上,英美两国的文学研究数十年来的发展,一直基于一个相当稳固的共识,即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出于学术目的,将其视为诊断工具,确诊作品在怎样的文化形态里被书写和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力的运动都生发于此观点。这个共识已被广为接受,且尚未被人充分论及,故而足以构成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 范式。往大了说,它描述了当前这一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内容。

不过,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为这门学科撰史的人大体都会同意,20世纪的头四分之三(也就是从世纪之初到充满十年危机的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并未统合在单一的范式下,而是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两者时而竞争,时而互补。这场学科争论主要围绕文学“学问家”(scholars)与文学“批评家”(critics)展开。两个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介入的契机。以此对立为核心,一系列其他类型的对立亦随之而来,譬如专家与通才、职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客观性与主观性、理解与鉴赏、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生产知识与陶冶情操、学术(wissenschaft)与教化(bildung)等;其中任何一组对立都可以用来界定某个特定时期的争论焦点。这场争论波及面广、议题多变,是故必然引起诸多困惑,但无论如何,参与讨论者还是能从中捋出一条连贯的线索,辨识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范式。范式之争影响深远,足以被看成这门学科的结构性特征。

然而,到了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范式之争似乎已然消弭,要么被“理论”之争所取代,要么两种范式合而为一,如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所断言的那样:“对我们来说,不是学问家与批评家的对立……两者……同为一体”。我们现在能够看清,这两种判断都不太正确。相反,很多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这门学科经过上一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或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个节点,文学“学问家”派实际上赢得了这场争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相当例外的时期,学科史上首次出现了由两种范式中的一种主宰文学研究的局面。确实,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观之,我们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早期思想家所秉持的传统“批评”观念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谓的“学术转向”。在这次转向中,“学术”(scholarly)方法取代了“批评”(critical)方法,视文学文本为分析历史文化的契机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视文学文本为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如果说大多数文学研究者如今自认为是历史文化分析领域的专家,那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学问家”,这种现象在文学研究史上还是首次出现。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门学科差不多消失了一半。我们正是要在“学术转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批评”终结的背景下,勘察当前这种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兴起。

一长串问题接踵而至。考虑到“学术”和“批评”两种取向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并立共存,那么哪种具体的力量组合导致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终胜出?各方作用力具有怎样的政治性质?这门学科仍在持续奉行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这会产生怎样的危险?或者思考一下问题的反面,目前可否有某种理由呼吁文学研究朝另一个性质迥异的范式移动?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哪怕只能赶上尾声,也应备感庆幸。不过,姑且不论我们对那个已逝时代的怀旧之情,能否还有别的理由使批评事业在当今得以重振?这里的“批评”,确切地说,应被理解为一种体系性的活动,它致力于运用文学作品来培养审美感受力,以期实现更为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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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理由,撰写本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详尽阐述这些理由。《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主要介绍文学研究中业已消失的“批评”范式,同时概览取而代之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这部文学批评的政治史有三种旨趣:其一,解释文学研究目前这种共识的支配地位是如何兴起的;其二,对这一共识的政治性质做出初步评判;其三,建议重探旧有的批判模式的政治性质,从其传承下来的观点中寻求替代性共识。因此,本书不免夹杂一抹政治色彩,其政治性可以简单地总结为这样一个论断: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范式转向,一般被认为是左派对20世纪中叶精英主义文学批评的局部胜利。然而,这个论断大体上是错的。事实上,反过来说才是对的。在极为显著的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范式转向是左派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全面溃退的征兆,因此也就是右派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小部分体现。从这个角度审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向不仅更为准确,也有助于重启一个被弃置已久的问题:左派应该如何规划文学研究?

过去三十年间,文学研究者往往认为,任何对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攻击都必定源自文化保守主义,如果攻击者使用诸如“批评”“审美”“感受力”这类字眼,则尤为如此。很多在其他境况下可以被看清楚的事物,正是在这样的臆断之下被误认为是进步主义,乃至激进主义。与此同时,上世纪中叶的那些批评家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被这门学科反复批判,且批判的形式越来越粗疏直白,他们的政治失败如今已经不证自明了。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重申传统批评范式的潜能,把它当作理论资源,从中寻找当前处于支配性模式的替代模式。随着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文学研究也将会再一次调整学科方向,左派若要参与决定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就必须找到新的研究模式。本书不仅探讨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也会考察它所取代的、与之迥然有别的批评范式,借此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在“学术转向”之后的这一新时期,文学研究能为建构良好社会做出哪些贡献。

本文节选自《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美]约瑟夫·诺思著,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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