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丹:文史哲江湖的内功与招式

admin 3周前 (11-06) 社会 13 0

2020年10月29日,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地理与政治系副教授、哈佛大学博士陈丹丹应邀参加武汉大学国家文化生长研究院主理、该院韩晗副教授谋划的“新学期公开课·人文社科研究前沿方式”第9讲,做了一场题为“文史哲的九曲连环——人文学科跨领域研究漫谈”的演讲,本文为演讲稿,经由主讲人审定。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为一个著作远非等身的“青椒”,固然不敢说先容什么乐成履历或得道秘笈,以是只敢说是分享一下学术路上的种种得失体会:有什么歧路可以绕过,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怎样更有产出,怎样更有行动力——可能这也是我自己做得并不够好的地方,以是时时在自我反省,期待可以越来越好。以是有些履历上,我也可能也会拿自己作为反面例子,若是重新来过,可能我自己也可以做得更好。谈到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与条理,我自己也并没有到达,但“虽不能至,心憧憬之”,而且不仅是憧憬,还需要往后持久的起劲与实践。

心要野,不设限

既然讲到文史哲的九曲连环、跨界研究,就先先容一下自己的修业履历。本科我是保送南京师范大学的,那时心中感受是非中文系不上,以是完全不会想到厥后考到北大中文系读研之后,对头脑史发生兴趣,到哈佛东亚系读博士之后,又打开了中国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两扇门,到现在竟然在历史、政治与地理系事情,教的是天下史与亚洲史,在研究上仍是文学与头脑史两个偏向同时举行。多年来在写论文之余挣扎着创作着,拖延着投稿,也在《青年文学》上发了小说创作,往后还会在创作上有更多实验。以是感受第一个心得就是:不设限。

当初被问到为什么要考北大,总是给一个文艺青年的回覆——要去听张楚唱歌,现在还异常爱看《乐队的炎天》。今年重塑乐队的刘敏在被问到要对已往的自己说什么的时刻说,她不会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由于现在的自己是她的唯一可能性,而她希望更年轻时的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那时听到,瞬间泪目,厥后就发帖说,女性就应该有无限可能性!厥后有同伙留言说,无限的可能性只会在想象中,但我就以为,首先要给自己鼓个劲吧,其次可能性都是自己行动而来的,多行动一点,就多一点可能性。身为一个白羊座,感受就是要有“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理想。我们实在生涯在层层约束之中,要为稻粱谋,有种种一样平常杂务,还要做许多可能自己不爱做的事,以是一定尽可能开拓自己的可能性(包罗学术研究上的可能性),尤其是女性,用我也异常喜欢的后海大鲨鱼的一首歌来说,就是:“心要野”。心要野,不设限,要敢于去实践。

这里说的“不设限”,就是要对天下保持好奇心,要时刻准备好吸收新的器械,就这一点来说,似乎年数稍长些,反而更容易打开自己。好比读本科的时刻,就会稀奇直接:我只喜欢文学,其他我都不要。但现在反而会更有意识地去接触差别的事物,领会之后,可能就会泛起一扇你没有想过的新的窗,你推开窗户,就是广漠星空。这个“不设限”,还可以适用于若何看待差别的学科与研究偏向上。我感受每个学科的人,可能都对自己的学科或研究偏向有偏心,好比“大头脑主义”或“大资料主义”,但若是打破心中的某种既有的熟悉,就可以吸收更多领域的闪光点。读本科或研究生的时刻可能都市对照狂傲,会眼高于顶。一方面,这个“眼高”是一定要的——要有所为,眼光眼界焉能不高?另一方面,随着岁数与见识的增进,可能就会有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螺旋上升。按我北大导师陈平原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指斥谁都市,要多看看别人的甜头。

陈平原教授

固然,陈先生虽然这么说,实在他自己眼光异常高。在北大读研时,最喜欢听陈先生给师兄师姐的开题会,陈先生纵横谈论,我们旁听的都可以学到许多。那时刻牢牢记着他的一句形容:“古来征战几人回”。学术研究要能够做到一流,实在是异常难的,但人又必须要有这个心气。以是我刚读博的时刻就跟同伙说:“做最高级的学问,和做第九流的学问,花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不做最高级的呢?”以是年轻的时刻,就是气盛。但我以为这个也是异常需要的。由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以是必须要追求的就是最高级,是上品。

先立乎其大:以学术为志业

学术要有理想的层面,也会有实践的层面。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这两句话说若干次都不为多,这种高蹈的层面一定要有,然后才气慢慢地向这个遥远的目的起劲靠近。这是最理想最纯粹、可能很少人能真正实现的条理。也是在十多年前,还在读博士的时刻,曾经在“现代文化研究网”上写过一篇小文,向金庸先生强调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致敬,说的是“学之大者,为国为民”。固然谁人时刻也是年轻气盛。这里说的“学之大者,为国为民”自然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很难到达,但心中若是始终有这种信心,可能学术研究就会真的具有意义。十多年前,也是聚在谁人网站的一些同伙在关注底层;现在也有同伙关注打工文学、民工子弟学校,底层叙事等等,与此相关的学术事情也具有了现实意义。

那实践的层面呢?李连江教授有异常好的指导书《在学术界营生计》《不揭晓,即出局》。以是,一方面一定要有更大的理想,一方面在达不到理想状态的时刻,照样要在学术界这个江湖天下求生计。用一个优异青年学者的话来说,最简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卯足劲,发顶刊。由于现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学术期刊,大概率来说,已经越来越公正,大部门都是匿名评审,唯质量语言。以是,一方面,海内高校对A刊C刊揭晓数目上的要求是对照刻板与非人性化,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某种生产性。对于相当多的A刊C刊来说,质和量已经有了对照合拍的统一。这样,好的论文,是一定可以冒尖的。这样,哪怕学术研究还没有实现关注某个大问题,至少在一个领域中足以做到自洽与怪异,也可以求得生计。学术生产者哪怕没有太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若是能有行动力与自控力,能够做到“出活”,也是异常主要的。以是英文中有一句俗语是:完成了的书稿就是最好的书稿;那么揭晓了的书稿也是最好的书稿(固然条件是在基本的学术水准之上),尤其对许多极有才气但却缺乏自制力的学者来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明了,绝不能让自己受限,只满足于申请了若干项目,揭晓了若干顶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追修业术的无限的可能性,而不能被项目与揭晓限制了。

《在学术界营生计》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丁耘教授有一部很有原创性的作品《道体学引论》。之前他有一个围绕这部书的访谈我看了很感动。他说:

“人在天下上走一遭,除了养家生涯、蝇营狗苟、键盘批判,另有更高尚的事情要做。在我们发展的年月,学术和头脑属于那些更高尚的事情,但在今天,生怕已经属于养家生涯、蝇营狗苟了。我很能明白现在青年学者的处境。要混江湖,你们就按江湖礼貌来吧。……我对现在的青年学子在哲学上基本没什么期待。最低要求,不要按娱乐界或者足球运动员的方式计划自己,不要把在所谓国际学术舞台上露脸、在欧洲足球俱乐部坐替补席看成什么荣耀。这毫无前程,不如去做生意。”

固然这里说的也是异常理想化的要求了。现实之中,每个人都难免要生涯,根据现在学界的游戏规则,要发焦点刊物,要拿国家项目,去国际会议上开会也是好事,但这些固然绝非学术的最终目的。以是,固然要根据江湖礼貌生计下去,不能劣币驱逐良币,但万万不能仅仅为了江湖礼貌而在世。学术作为饭碗之上,理想的状态还应有更高尚的追求,虽然这个很难。

内功篇:伟大的书籍与好的生涯

若是抱着最高级的志向,那么一个学者必须要修炼内功,临时称之为九阳神功,这是需要逐日练功的。练功的方式,包罗研读经典:经典的原著,经典的学术著作,这些可以拓展心智;练功的方式还包罗理论层面的练功,磨炼思辨力。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

那么练内功的秘笈是什么?自然得是适才说的经典——伟大的书籍。       

“以学术为志业”一定要与经典,与“伟大的书籍”联系在一起。在2008年,通识教育的讨论异常热闹的时刻,我写过一篇文章《 “先立乎其大”!——“通识教育”应有“大理想”》,也是刊登在现代文化研究网这个网站上。那时也是博士还没有结业,但年轻气盛,就谈判一些对照大的问题。由于我在哈佛读博士有三位导师,一位是杜维明先生,一位是普鸣教授,一位是哈佛政府系的西方政治哲学人人——曼斯菲尔德教授。虽然海内提及“通识教育”讨论,往往就拿哈佛大学做楷模,好比本科课程中的“焦点课程”(core program)与“新生研讨班”(freshman seminar),但实在曼斯菲尔德教授对哈佛的教育有很深的指斥。在2006年秋天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讲中,曼斯菲尔德教授一开场,就提出“我们听说过的”的经典教育场所:容纳“伟大书籍”(great books)的地方,然后他不客气地说:很不幸,这样的地方,并不在哈佛。

哈维·曼斯菲尔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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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演讲厥后整理成文,并题名为《民主与伟大——美国人所需要的教育》(“Democracy and Greatness:The Education Americans Need”)。在抨击了哈佛的退步之后,曼斯菲尔德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的教育,时常听到的是对“优异”(excellence)的需求,却很少听到对“伟大”(greatness)的追求。接下去曼斯菲尔德教授就对“伟大”与“优异”做了一个区分。“优异”可以体现在“小”的事务上;而“伟大”,则注定与“人类之尊贵”(human dignity)相关。

那时我勇敢对曼斯菲尔德教授的区分稍加了施展。成为某项手艺妙手,成为某个专门家,都可称为优异;但“Greatness”,若仅翻译成“伟大”,似乎都不能尽其意,我想,它所指向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的“大”,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总体款式”上的优异,人格、修养、心灵的优异。要作育这样“先立乎其大”的人:有头脑力、创造力的人,就需要有一种教育,它在“大”的层面,让一代代人与差别文明伟大的书籍相遇。以是通识教育塑造人的基本,但这个基本不能退让到“职业教育”的层面,而应该内含一种“向上”的维度,明白什么是“好”的生涯,具有理想性的、正常、正直的 “人”的生涯,同时也实践这种好的生涯。实在政治哲学所说的,就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涯,怎样到达好的生涯。而要磨炼学问的内功,就一定要和最伟大的书籍碰撞、较量,甚至力争逾越。

招式篇:以无招胜有招

谈过了内功篇,不妨来谈招式篇。  

可能人人都熟悉金庸先生所写的独孤九剑,以无招胜有招。武侠小说里的招式,在学术天下,就是所谓方式。最最先,招式一定要有板有眼,但真正的妙手,实在是“以无招胜有招”。在已往几十年,中国学界已经开创或引入了许多研究范式与方式:好比文学研究以报刊为中央,都会研究、文化研究、医学史、边疆史、数字人文,等等。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研究思绪与方式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说现在盛行研究什么,这个方式就是先进的,现在不盛行研究什么,这个方式就是过时的;每一种方式每一种思绪都有妙手,而绝顶妙手可以做到“以无招胜有招”,把各个方式都融会贯通,或者并无方式。

以是我当初是抱着创作的心态进入中文系,想创作的人,若是要被迫写论文,自然是很痛苦的。于是最后实在是逃向了头脑史——由于感受研究头脑,还对照有原创性。最初是从心态史切入头脑史,这个实在也需要有先天,需要有怪异的体贴与体会;我的硕士论文是心态史的研究,但写完之后我就会有一种自我反思,在反思心态史还可以怎么突破。我以为实在不停的自我反思是异常好的,由于这样就不会让自己陷于某一种研究而固步自封。之后我又接纳文学、文化史与心态史连系的途径去进入明末清初的头脑天下,而今年炎天接触了一些哲学系的研究又有豁然开朗之感,实在从头脑史、心态史出发,还可以再进一步探入哲学史的领域。以是头脑史的进路与哲学的进路就可以有一种连系。而时过境迁,有不停的学习和吸收,我也不再排挤文学谈论或对文学作品创作论之外的研究,好比近年来有一些同伙提倡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而不仅从文学的天下可以探入政治与经济,从头脑的天下也可以。以是,这么多年,我似乎是在文学与头脑史之间游走,而现在又对哲学的进路发生粘稠的兴趣。而不管是文学的文本和头脑的文本,我对照喜欢的照样传统的方式,就是从细读文本出发,以是我想称之为“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而跨领域之间游走的理想状态,不就是凌波微步?

方式论与范式的轮替

接下去就是对方式论与研究范式的自我反思。也是十来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也是年轻气盛,是思索方式论与范式的轮替问题。我那时是这么写:

一般而言,“方式论转型”的轨迹是这样:首倡者身体力行,立下典型;其次,更多的实践者加入,推至学界热潮;再次,成为学界主流,并将此前的学界主流边缘化。但就任何一种“方式论”而言,有最高级的妙手,也有第九流的“依葫芦画瓢者”。于是,当任何一种研究路径,被学界大部门人信手拈来,蜂拥而上,也许就到了应当反思的时刻。

学术史上,当某种研究被推至极端,或时代发生巨变时,学者往往不得不另辟蹊径。此种偏向上的改变,固然可能是“心怀别抱”,如清初学者之“舆地学”亦相关“天下大计”。但无可否认的是,曲径太多太杂,往往会被推至另一极端。细节流连过多,原本的大理想,可能反而被忘却或无暇顾及。而倘若将此视为理所应当的、更具潮水的、更时髦不落伍的学术范式或方式论的转型,那更会有舍本逐末的危险。

以头脑史与文化史为例。之前有一个头脑史向文化史的转向问题,那可以说头脑史就是落伍陈旧的,文化史就是时髦新颖的吗?我以为并不是这样。头脑史有头脑史的路径,文化史有文化史的路径,二者可以相互弥补,而并无崎岖之分。

以是在那篇年轻气盛的文章中,我就这样说:

就“头脑史”的局限而言,由人人拓展到通俗民众,相同大传统与小传统,自然是绝大之生长,但并不意味我们应该放弃对人人的研究。就关注工具而言,移目于一样平常生涯、交游、 消费、前言,自然也是绝对主要,但并非这些工具自己就成了研究的最终。

于是又回到之前所说的“学术之大”的问题。借用梁启超先生的话,就是“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学术研究理当逾越手艺,向更广大处求索。以是这可以是我自己设想中的一个理想的状态:从事学术之人,不仅真正地成为“学术主体”,还可以成为新儒家理想中的“知性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由于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关乎共同体的生涯。

好的学术写作

说完理想中的学术志向,可以说一下理想中的学术写作。可能有不少学人以为学术论文清晰即可,固然这是有原理的,由于所谓文笔,可能终是皮毛。照样读研的时刻,我总是自嘲说自己写论文如作诗,有时刻论证不够铿锵,可能就会写得五彩缤纷,反而是到外洋写英文之后,更多了一些论文体的写法。提及来实在这也是一种八股文,好比现在外洋大学的写作中央也会这样指导:第一段总论,每一段的第一句是主题句,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来个过渡句,可以升华一下,再过渡到下一段。每个引文,来些剖析之类的。固然,这样的写法可以保证论文的基本结构,但在此之上,实在还可以有所追求。之前在哈佛英文系上霍米·巴巴教授的课,每一次都是享受,由于他上课说的句子都跟作诗似的。那时我又读许多法国哲学,德勒兹,梅洛·庞蒂,以是写霍米·巴巴教授课的论文,倒也像作诗一样。厥后就跟同伙开顽笑说,论文要写得像诗,就看法国哲学吧。

不外撇却浮在外面的单薄的文笔,实在中文学术文章自有传统、文脉与文气在,我自己照样希望自己以后的中文文章与书可以有漂亮的文字。写悦目的中文固然要从差别的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好比我写本科论文,实在是看着陈平原先生的三卷本论著集,写不下去就看一看他的推衍方式;写硕士论文常看赵园先生写明清士大夫的书,读博士时也天天看钱穆先生的书。我以为中文学术著作应该可以脱离纯粹的西式论文体、八股体,继续之前的文脉与文气。

江湖锦囊

接下去讲,另有对照实践性的锦囊。

好比,要珍惜可以单纯念书的时光(诸如在研究生院的那几年)。念书要以“全集”为单元读,但也可以找寻某种“输出”的方式来深化明白(可以写成文章,或像有一些青年学人已经最先的网上开设课程)。尽可能地多读多看,但也可以与“以目的/效果为导向”相连系。若是要尽可能拓展具有创造力的部门,那就要只管削减生涯中鸡毛蒜皮的身分——我常常是引用亦舒喜欢用的一个词语——鸡毛蒜皮的事,一定要“手挥目送”,越快完成越好——固然做起来很难,不外有一个说法是必须接受并战胜事情中“需要死板”的那部门:诸如加注释这样相对死板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次写下时就写得完全,尽可能完善,由于这样实在是最省时间的。

我们读大学时,还没有像现在有许多关于时间治理、精神治理、get it done事情模式的先容,以是现在这些高效行使时间的方式实在很有辅助,好比“番茄事情法”,好比MIT(Most Important Task)——做最主要的义务;好比大石头法,先做最主要的事情(大石头),然后做琐事就可以像撒细沙一样,行使时间的裂缝沿着大石头撒下去。这些方式连系起来都很好。由于人的精神与时间有限,以是只管缩短一样平常中不那么营养的部门,只管扩展可以滋养自己心智的部门,这样就可以脑聪目明,有更多“创造性的时间”起劲拓展自己差别的可能性,说到这儿就想起我前段时间做时间治理,就列出了差别属性的时间:创造性时间,消耗性时间,等等,以是要只管削减“消耗性时间”,珍爱自己的“创造性时间”。许多学者都市提到早起,给自己名贵的创作的时间。另有一些详细的小方式就是义务细分;天天写500字,天天写半小时,或“一天一页,一年结业”之类的。

固然,这些所有现在热门的时间治理法、做事法,若是没有最高级的追求,若是没有创造力,在学术这个领域,实在说到底也是虚幻。固然世俗的层面上,做到有行动力是好的,生产许多论文出许多书是有用的,可能许多极其有才的人缺的就是行动力和自控力,但若是没有大理想与高水准,可能只是生产出许多无关紧要的论文,哪怕这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乐成,但说到底,这样的学术已经不是志业,而只是营生的工具。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的刘思达教授曾经提到自己读博时喜欢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海内翻译为“年月四部曲”:《革命的年月》《资源的年月》《帝国的年月》《极端的年月》),被其中的“巨大力量与美感深深震撼”。我深以为然。在教通识课程《天下史》时,我就是以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为框架,来切入差别主题。沈渭滨教授在《士与大变动时代》一书中曾指斥“研究课题过于细化碎化”,“学术研究已与现实社会需要断裂”,期望有“通识”之作。简直,若何以创作或者学术研究掌握大的时代脉络,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做出一个一个扎实的详细课题时,同时需要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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