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bet Gmaing:一位华人作家,在英国造乡

admin 1个月前 (10-22) 科技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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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王婷儿,编辑:陆莹,原文标题:《专访王梆:华人作家,在英国造乡》,头图由受访者提供


离开中国 12 年,2022 年这一年里,王梆出了两本中文书籍:非虚构纪实类作品《贫穷的质感》、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贫穷的质感》是一本“英国观察”,颇令人意外的是,这本书非常受中文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截至今年 9 月就已经加印 4 次。


王梆耕种自己的份地。图源/王梆


采访时,电话那头,王梆的语气温柔而笃定,偶尔会出现一些粤语语汇里的习惯用法——那是属于故土的气息。新书出版的一段时间,她远程接受了不少国内媒体的采访。除此之外,在英国生活琐碎忙碌,但也一向被她过得生机勃勃的。


当地的 Morris 舞蹈团为特殊人士农场跳舞募捐。图源/王梆


几个月前,王梆和丈夫把家从英格兰西南边的一个村庄搬到了 4 英里外的另一个,她不再拥有之前耕种了 6 年的“份地”(英国从 19 世纪开始的一种廉价租地制度)“从一个菜农变成了花农”,开始把时间花在新家的小花园上。她换了新志愿工作,为一家关注国际难民的非政府组织服务。去年,她入选了英国国家写作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Writing)的“才华扶梯”项目(Escalator Talent Development),开始写作英文小说。


时间回拨,2010 年,三十多岁的王梆离开广州,加入当时合作的制片人的伦敦工作室。不久两人就闹掰了,从小没怎么吃过苦的王梆因此过上了“伦敦漂”的日子。她先是住在伦敦东南部如拼图版“重庆大厦”的路易逊街区,之后又搬到坎宁镇贫民区的一个狭小隔间里,“和五六个素不相识的火星人合挤一套巴西蚁窝”,在收不到稿费的时候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


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一群同在白人为主的英国社会里被视为“有色人种”的朋友,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在伦敦工作、生活,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往事,“长在黑夜的身体里,被墨色的胆汁包围着。白昼是看不见的,只有月亮和夜莺,才能偶尔将它唤出来”。在这群贫穷、边缘却充满活力的朋友身上,王梆收获到了伦敦给她的见面礼——“不屈不挠”


这段伦敦漂的日子让王梆想起了自己儿时的成长经历。她成长于广西首府的机关单位大院,记忆里是齐整的 80 年代灰色大板楼。王梆觉得,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小孩总是“很无趣”,相反,她从街上的孩子身上感受到一种不被规训的活力。王梆跟着街上的“坏孩子们”一起逃学、抽烟、去 Disco 舞厅跳舞,逃离父母期待中好孩子应该遵循的人生轨迹。


这样的契机,也让她对底层社会产生了一丝亲切的联系,潜意识里开始关注身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成为伦敦漂的日子里,那段落魄生活里接触到的朋友,忽然使她体内曾经被儿时同伴点燃的活力复苏了,像是童年时的一颗石子,在当下时代的河流里荡起的回声。


这样的一段底层生活,也让王梆发现,对于贫穷的忧虑渗透在很多英国人的生活中。认识了从小在英国长大的诗人丈夫之后,王梆听丈夫讲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她发现,在近几十年里英国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后退趋势。


40 年前,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不像今天这么窘迫:那是英国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黄金期,普通家庭中,通常一个男性(或女性)就可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大部分责任,还有余裕偶尔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去旅行、送孩子上不错的钢琴或法语兴趣班。而到了今天,一个人很可能因为偶然遭遇的意外状况(如裁员、失业等),生活一下子被贫穷席卷,比如因网购盛行,一位朋友被 M&S 实体店裁员。


之后几年的写作和行动中,王梆不断追问,这样的落差何以形成。她认为用“dirt Poor”来形容贫穷最为贴切,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描述的,“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


英国社会里出现了很多“新穷人”。这群“新穷人”被资本主义飞速运转的逻辑甩出轨道,“无法从事生产,也无力参与消费”(齐格蒙·鲍曼)。他们与人们通常印象里破衣烂衫的乞丐不同。在食物银行(Food Bank)工作时,王梆见到很多因失业而卷入贫困的人,他们大多穿着得体,可能是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十分窘迫地到社区的发放点领取食物。在“不食肉糜”的富人们看来,这群人没有自制力,不值得同情,但事实上,“最卖力的劳工,往往是最底层的穷人”(亨利·乔治)


王梆记录下时代转变中,英国普通人日益岌岌可危的生活。工薪家庭出身的托马斯和玛丽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凭借他们的勤奋挣得了一幢带小花园的两层洋房,但他们一生的积蓄在高额的养老产业下也只能维持 4 年,他们奋斗大半辈子换得的中产生活很可能付诸东流。87 岁的农民保罗在遭遇超级市场的扩张时因无力支付人工成本,只能看着农场里无人采摘的水果无计可施,他固执地将希望寄托于象征着反全球化的脱欧。


原本二战后试图建立起福利社会,其初衷在于“不愿人的傲骨被践踏”,而如今,在英国的拖着陈旧身躯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却越来越集中地流入 1% 的极富阶层手中。


怎么办?“叹气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王梆于是亲身投入选票政治,加入工党,抱着一种投石问路的心态,参与支持复苏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政治实践中。但好景不长,工党突围失败。


王梆与朋友们陆续离开了工党。很快,她在党派政治之外看到了另一种行动的可能性。在具体的乡村生活里,王梆发现了另一种蓬勃的自生力量——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与富人发起的自上而下的、 暗含一种道德优越感的慈善不同,民间组织提倡“普通个体自发地伸出援手”的贫者自助。


王梆做志愿者的地方食物银行。图源/王梆


2015 年搬到英国剑桥附近的村子里之后,王梆先后探访了本地图书馆、日间中心(Day Center)、食物银行等几个民间机构,最后在食物银行待下来,成了一名志愿者。在这样一个由城市新迁人口和移民人口为主的英国乡村,普通人通过他们实际的行动“在地造乡”,创建自己的生活。它以英国民间社会深厚的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参与者共享一种普遍的“公共意识”。


作为一个语言上、文化上的少数派、边缘者,王梆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言语、劳动、政治参与,就像用锄头开垦菜园,用洒水壶滋润花园一样,艰辛地在异国他乡凿开一个得以参与、归属当地的破口。


同样,王梆的写作,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很强劲的生命力,也是另一种“实际的事情”。王梆的文字像水草,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包裹着个人的真切感受和生命力,王梆把自我放进时代的河流中,体会当下的温度并描述出来。通过采访、资料收集与整理,王梆用文字编织起对所生活的土地的另一种理解。“不只要看人们怎么创造出好东西就可以了,还要看这个好东西如何消失,因为只有看它如何消失,你才知道它的弊病在哪里,它的社会的创伤在哪里,是什么造成这样的一种消失。”


书写越久,在异乡的归属感逐渐建立起来。“这种思想的养料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才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可能是喜欢、可能是厌恶的感情,对我来说是两者都有。”


图源/王梆


以下是我们与王梆的对话:


《WSJ.》:《贫穷的质感》在国内引起了挺多讨论,这一年你都收到过哪些声音?


王梆 :大体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觉得英国社会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说民间组织的运作。我也在书里把这些东西很具体地写下来了。


也有另一种声音,一些人读到英国社会的贫困一面,觉得“原来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还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些民族主义者看了以后,会把我书里面写的每一个英国的丑陋面放大,放大到英国人生活得“水深火热”的程度。


但是我想对我的读者说,如果你们看我的书里描述 15%~20% 的贫困人口的生活,就觉得英国如此糟糕,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狭隘的看问题的方法。得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认识到一个社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糟糕的一面。


《WSJ.》:长时间生活在英国,你现在还会关注国内的事情吗?


王梆 :我对国内的关注肯定要比我对英国社会的关注要密切得多。虽然我生活在这里,但是我的身体是分成两半的,一半在中国,另外一半在英国。我平时刷手机,也还是会经常刷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对自己的原生地,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眷恋感,毕竟是成长之地。人无法选择原生地,也无法选择原生家庭,美好或糟糕,你在那里出生、长大,你最好的朋友们、青春期的记忆都在那里,这是抛不掉的。所以我活得比较撕裂,一半在这里,一半在远方,整个人就是“分成两半”这样一个状态。


《WSJ.》:在英国,大部分人对于亚洲、亚裔群体的了解是很少的,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在这样的社会里,亚裔一定会是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角色,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边缘身份?


王梆 :英国不像加拿大、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少数族裔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文化还是英国本土的 Anglo-Saxon(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需要大量学习:我平时不看电视,但我很喜欢看这里的纪录片。纪录片里会讲述一些具体的事情。


我最喜欢看那些跟农业有关的纪录片,比如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农业,就涉及传统农业的余晖和衰落。这类纪录片,会让你对某个地方,产生一种深厚的理解,你会知道一个好东西是怎么发展,又是怎么消失的。这个很重要,不单要看人们怎么创造出好东西,还要看好东西消失的过程,这样你才知道它的弊病在哪里,它的社会创伤在哪里,是什么造成它的消失。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争做一个讲述者,跟朋友、邻居,任何一个有机会产生平等对话的人,去讲述中国这个国家。在英国,给予讲述机会的平台其实很少。BBC 国际台,每天十几小时的播音,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顶多 30 分钟,有时 15 分钟,有时甚至没有。因此很多英国本地人,对中国社会是很难形成一个具体印象的。就像我们看非洲的突发新闻,也没法真正理解非洲一样,没办法,文化和物理距离都太遥远了。


所以,我并不责怪英国人人心冷漠。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自己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顾及不来,毕竟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人们最关心周遭社会发生的问题,最关心脚下的土地,这是一个常态。我们要接受这个常态,不用把这个常态上纲上线,把它当成一种种族主义。如果你希望别人了解你的国家,你就要不断发声,别人才会有兴趣。此外,还得注重怎么讲的问题,有一个叙事的艺术在里边,你是一个作家,你应该掌握这样的一些技巧。对吧?


《WSJ.》:离开中国在 12 年,作为一个华人写作者,你在英国怎么建立起归属感?这个过程是什么样?


王梆 :我觉得归属感必须在参与中产生,如果没有参与,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过客。我很难相信有人搬到一个风景优美的湖区,住下来,过上神仙般滋润的生活,就会对该湖区产生归属感。我比较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


比如说凯鲁亚克,1960 年代,他去某座大山里找他的朋友。朋友也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护林人,平时待在护林亭里。在那个亭子里,你可以看到整座大山的全貌,哪里发生了山火, 哪里发生了滑坡。


凯鲁亚克当时就跑到那座亭子里,和他的诗人朋友住了 60 多天。他在后来的作品里提到他那段时间的经历。在那么奇妙的一个环境里,他的写作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升华。但我觉得并不是大山的风景,提升了他的写作,而是他与大山,产生了一种联结,这里面甚至包含了禅宗的“顿悟”,很多过往的执念变得没那么强烈了。


——我是想说,对美景的依恋不可能变成一种归属感。归属感是指你对一个地方产生的一种联结,在这一联结当中,你的思想得到了某种滋养。对凯鲁雅克来,或许是某种禅宗的感悟;对我来说,当我探入英国基层民间生活时,我看到了一种抗争方式,它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风暴,我和这场风暴的联结,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归属感。


《WSJ.》:具体一点说,你和当地的连接,就是在你参与工党的政治实践,以及民间组织的行动中建立的?


王梆 :对。当你对很多事情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你就会去想一个解决方式。叹气不能解决问题,得做一些实事。我刚开始想到的是选票政治,因为在西方,选票政治,依然是变革的主导力量,如果我能够将一个我喜欢的党选进去,让他们从边缘的政治力量、从一个在野党,变成一个有决策力的组织,那么这也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后来,我感到有些失望,但无论我个人如何失望,在实际操作中,选票政治,依然是唯一的方式——要想制定好决策,就必须成为执政党,否则你就只能是做反对党,只能在旁边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做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当时工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战后工党左派力量的回归。我被这股力量所吸引,因为它包涵着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重构力。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将民主社会主义里,比较好的部分,引入当前的政治结构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缓解贫富差异。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投石问路、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


后来我离开工党、对民间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这边的民间机构不但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深厚。英国社会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社会,它并不完全都是岁月静好的,它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战二战,冷战,燃油危机,金融危机,种族主义斗争……但是这些民间机构并没有因为动荡而消失,它们一直在这里,很多机构拥有近百年的历史。为什么英国的民间机构,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还能活下来?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然后我就跟《单读》的主编吴琦说,我可不可以写英国民间观察,他很快就答应了。做这个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事实上,英国社会还是一个小政府的社会,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民主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依然是两种非常有感召力的政治哲学力量。人们对 individual liberty(个人自由)看得很重,这使得这个社会并没有发展成像俄罗斯或者伊朗那样的威权社会,民主的机体也从而得以延活。在这个机体中,这些民间机构就获得了兴旺的肥料。


王梆和邻居们一起团购环保厕纸。图源/王梆


《WSJ.》:你提到民间组织立足于英国自由主义的深厚传统。这样的民间组织和英国的党派政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梆 :民间机构跟党派是没有关系的。不论你是什么党,都可以参加任何民间机构,不会有人问你的政治背景、你支持什么党派。这一点非常好,不去问这个问题,就避免了因为政治立场不和而发生的口角,也不会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去跟人交往。民间机构的宗旨就是非党派的,我觉得这是民间机构很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它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在地的团结力量,如果是以党派的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形成任何联结。


我的邻居,她是一个孤寡老人,丈夫去世之后,她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疫情期间,我们建立起一些小组,为当地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老人做一些事,比如说去超市去买菜、去药房取药之类。我会在去超市买完自己的东西之后,拿一张清单去帮她买东西,给她送过去。这样两三年之后,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厚了,我才在一次很无意的聊天里发现,原来她是民主自由党的拥趸。从政治角度上来说,我支持的工党和民主自由党是敌对的,但是你怎么会以对待一个敌人的心态来看待你的邻居?那是很荒诞的。我们在对彼此并没有很多政治认知的情况下,就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会因为你知道了她是对手党,你对她的态度就 180 度大转弯。


很多问题出现在,反转出现得太戏剧化了、太普遍了、太日常了,人们每天都生活在反转之中。但是事实上,你怎么可能突然间对一件事情、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印象、看法,产生这样巨大的改变呢?更关心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物本身,那么交流的时候就不太会出现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民间机构做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和一个人是什么党派毫无关系。


我前几天过生日,我的邻居还来了,送了我一条很漂亮的丝巾,让我很感动。即使我们政见不一,但是因为彼此互相照料过,就不会用敌对的眼光来看待彼此,而是将对方当成朋友和邻居来接纳。良好的友情应该不会轻易受到政治事件的冲击,应该有接纳不同看法的勇气。这样一来,讨论的空间就有了。而非党派性的民间机构是良好友情的铺路石,人们在其中为自己和他人的某项利益,来回奔走,不时照面,不时关照,相互送炭,久而久之,自然便成了朋友。


《WSJ.》:在现在的英国社会里,当政党政治已经走向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局面的状态下,你觉得民间组织是一个可能的出口?


王梆 :对我来说是的;对一些热衷于政党政治人说,肯定不是。因为民间社团对决策没有直接的影响力,它是一种非常缓慢的力量,以水滴石穿的速度改变社会纤维。英国有这么多的民间组织,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极右翼的现象?出现非常贪婪的权贵阶层?各种资本主义的弊病,还是会不断产生?因为民间社团作为一种基层文化的影响力非常缓慢,你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改变社会的一剂速效药。


而且,民间社团大多做的是利他主义的事情,你必须怀着利他主义的这样一种心态去做,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苛刻的要求,你可以要求你自己,但是如果拿这个标准去要求他人,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道德的不宽容里边。


《WSJ.》:我们再回头望望,去英国之前,你写作和关注的议题偏向哪个方向?


王梆 :去英国之前,我在拍纪录片,关注一些非常底层的议题。我观察社会的角度,有点像小津安二郎的作品里的摄影机,总是放在地上的。


我小时候在机关大院里长大,那里面的父母,对孩子有一种期待,你应该做一些符合你这种身份的事情,不要丢人现眼。我就不一样,我会是跑到街道上,跟那里的小孩一起玩。他们很早就很反骨,小小年纪就会叼一根烟,然后逃学。在我眼中这些都是很有魅力的。跟大院长大的小孩相比,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活力,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种活力是怎么产生的。我跟他们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友情,这种友情在我父母看来就是灾害,觉得我被带坏了。


我父母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沉积的势利。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跟那些学习成绩好、家境好的孩子混在一起,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成龙成凤、衣锦还乡,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慕强的文化,我对这种文化天生就有一种抵触心理。所以我会迫不及待跑出去,跑到一条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里莱农成长的那条街上,那里鱼龙混杂,满街小混子,满街琳琅古怪的小玩意,有些人成了暴发户,有些人穷困潦倒,但却自有其生命力。


我父母认为我不应该把自己扔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去,所以我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就和我的家庭产生了很大的裂痕。我经常逃学、跟街上的小混子黏在一起,吸烟,三更半夜从家里偷跑出来,去防空洞改装的 Disco 舞厅跳舞,你能想象的一个坏小孩的所有形象,我一应俱全。这让我的父母非常失望。


但我很庆幸,自己有过那样的一个时代。我的一个小伙伴,她皮肤特别白,笑起来特别好看,上嘴唇有道小疤痕,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闺蜜,会一起背着大人吸烟,跑到铁轨上看夕阳,会说很多心事。后来她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而是去了一间发廊打工,她家也搬到了离我们此前城区很遥远的地方,而我则去了外地。我们就那样失散了。直到今天,我都很想念她。


后来机缘巧合,我漂到了伦敦,因为经济上陷入窘迫,突然之间,我又掉进了一个和青少年时代气息相似的环境里,一个鱼龙混杂的街角社会,似乎有一种“彷如昨日”的感觉。一个写作者,对什么样的环境感兴趣,其实是一件挺神秘的事情。它可能和记忆的回音有关,某类环境正好,就具备了回音壁的所有条件。因为我是那样长大的,所以我就很容易被街角社会吸引,会关心一些不太绚烂,也不静好的主题。


《WSJ.》:这似乎解释了你文字里的一种感觉,它不停留于记者对议题的关注,有一种个人的味道。你对于你写的东西投入多少,或者它跟你自己的生命关系是什么样,这是可以在文字里看出来的。


王梆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是因为一份工作,才去关注一个群体,那么你和那个群体始终都会有某种隔阂,你会自带滤镜去看待那个群体。我可能是因为从小就非常反骨,然后加上成长过程当中,与一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小伙伴们建立了某种奇妙的友情,所以才会对那个群体感到亲近。


王梆亲手种的花。图源/王梆


《WSJ.》:生活在英国,用母语中文写作,用英文生活(当然现在也用英文写作了),你会遇到什么语言上的问题吗?


王梆 :母语是一种很奇妙的事物,就像出生时自带的斑纹一样,你是梅花鹿,你就是梅花鹿,你身上的斑纹永远在那里。所以我没觉得在英国生活,母语就受到了损伤。对我来说,母语是我随身携带的一枚乐器,或者说,一个会奏乐的器官。它游动在我的指尖,即使在睡眠的时候,也依然在那里。口语表达能力(因为平时没有多少机会说),可能会变得迟钝一点,但是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迅速恢复到原本状态。


没错,我平时会跟人说英语,但我的英语也是中文式的,永远不可能像我先生那样,变成地道的英式英语,因为我们思考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时会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脑海中滚过的大串句群,还是会像我早已养成的习惯那样,按序登场。但我希望它不是一件坏事,当我用英文写作时,我的非裔导师就跟我说,你不用担心英语不是母语的问题,这反而是一个优势。用 second language 来写作,会产生一种天然的“陌置性”,你的语言,会自然形成一种比较陌生的英语,但这种陌生,也会产生一种美感,从而产生一种原生的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王婷儿,编辑:陆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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