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世今生鄱阳湖:鄱阳南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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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五代时期

在唐开元年间,张九龄曾从东都洛阳南下赴洪州就任。张九龄从东都至江宁的门路与厥后的李翱一样,都是经漕道南下。然则,至江宁后,张九龄并没有从常州、苏州、杭州转衢州这条门路进入江西,而是直接溯长江而上,经宣州当涂至江州,入彭蠡湖经庐山至洪州。 在路途中,张九龄留下了“湖口望庐山瀑布水”、“彭蠡湖上”、“入庐山瞻仰瀑布水”、“出为豫章郡途次庐山东岩下”及“自彭蠡湖初入江”等诗句。 从“自彭蠡湖初入江”推断,张九龄应该是在游览庐山之后沿着赣江水道至洪州。由此看来,唐前期彭蠡湖与洪州之间依然照样江河水道景观,鄡阳平原的北部尚未陷落为湖泊。除了张九龄之外,王勃、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都曾游历过江州、彭蠡湖、庐山、洪州一带,但在他们的诸多诗文中对鄡阳平原的水文转变均无任何的纪录。如鄡阳平原已经湖泊化,这些曾经亲自游历过江西北部的文人墨客,应该要比一些地理志书的编撰者更能直接感受到这种地理转变。

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是唐朝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 更早的则有初唐李泰《括地志》,但内容简略。《括地志》江州条下载“彭蠡湖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而在饶州条下并无“彭蠡湖”之纪录。 虽然《元和郡县图志》在《括地志》基础上扩充了内容,但依然只在江州都昌县下载有“彭蠡湖,在西六十里。与浔阳县分湖为界。”洪州、饶州条下并无纪录。 杜佑亦有记,“宋武帝大破卢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值得注重的是,李吉甫、杜佑两人都曾做过饶州刺史,但却在他们编纂的史籍中对彭蠡湖水体的扩张征象只字未提,给人的印象是唐代中期的“彭蠡湖”依然只位于今天鄱阳北湖的狭长地带,并未跨过松门山一线向东南偏向扩展。

元和四年(809),李翱经浙江衢州过江西玉山至信州,“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担石湖。辛丑,至洪州”。 此时,李翱是渡“担石湖”至洪州,还尚未见“鄱阳湖”的泛起,且从“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判断,经由的航道主要是河流而不是湖泊。这条航道很可能是赣江过洪州后分出的支流,东北会余干水经担石湖向北会鄱江水。据杜佑《通典》纪录:“鄱阳郡……西至章郡担石湖,中流为界,一百七十里”。 另据“章郡……东北到鄱阳郡四百四十里” 判断,可知“一百七十里”是鄱阳郡至担石湖,而不是至章郡的距离,断句应在“西至章郡担石湖”与“中流为界”之间,担石湖在豫章郡辖内。李翱与杜佑都注重到,在唐代中期鄡阳平原的南部一带,余干水之下游已经形成“担石湖”水体,成为洪州与饶州的界湖。然则,对于“担石湖”的局限,李翱和杜佑都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该水体的东界很可能在豫章郡与鄱阳郡交界处,且尚未进入鄱阳郡辖区内。

不外,《太平寰宇记》洪州项下载有:“担石湖,在州东北,水路愚昧二百六十里,其湖水中有两石山有孔,如人穿担状。古老云壮士担此二石置湖中,因以为名。” 据此,“担石湖”名称的由来是由于湖中有两座石山耸立,似有力大之人担此两石置于湖中。近些年,本书作者曾多次在余干县瑞洪、康山一带举行实地考察,相符“担石”情景的只有康山西北偏向的南矶山。南矶山,现隶属于新建县南矶乡,由南山和矶山两山组成,在丰水季两山之间的通道被水淹没,形成两山中心有一孔的情景。由此推断,唐中叶南矶山应该已在担石湖中,此湖的北界最少已越过南矶山。此外,在《太平寰宇记》余干县下载有:“邬子港,在县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为担石湖也。” 这说明“担石湖”的南界大致位于余干江水口的邬子港。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担石湖”的局限南已抵达现余干县瑞洪周围区域,北界则越过了现新建县南矶山,东界在豫章郡与鄱阳郡的交界处。

太平寰宇记

至迟在唐中叶,“担石湖”已经是一个横陈在洪州与饶州之间的较大水体,而且成为那时人们往来东西南北的水路交通要道。 关于担石湖的纪录,不仅有前文提及的李翱《来南录》,另有唐代刘长卿“夕次檐(担)石湖,梦洛阳亲故”和窦叔向“过担石湖”的著名诗句,前者曾用“天涯望不尽”与“万里云海空”来形容该水体的浩淼,尔后者则有“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之句。 然则,实地去过鄱阳湖的人都应该知道,在丰水期只要孤舟进入一个小湖汊,就可以感受到湖水的浩淼无涯,加上周围都是平原,更显湖面的广漠。以是,我们还不能据此就把“担石湖”视为一个与现今鄱阳湖相似的大型湖泊。

在唐末和五代时人的诗文中,首次泛起了“鄱阳湖”之名。此名称随后得以沿用,成为人们对该水体的主要称谓。现将唐末和五代时期两首以“鄱阳湖”为题的诗列举如下:

(唐)释贯休:春过鄱阳湖

百虑片帆下,风浪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

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斜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

春过鄱阳湖

释贯休生于唐大和六年(832),卒于梁乾化二年(912),是晚唐、五代初著名的诗僧、画家和书法家。 唐大中十一年(857),他从浙江的处州西行,首次进入江西境内,在洪州的开元寺修行了三年,尔后多次往返于浙江田园和江西的西山、庐山、鄱阳等地。 上引的这首诗是释贯休在唐咸通十一年(870)再游江西时,从池州的九华途径鄱阳赴洪州的途中所作。 其中“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之句,“吴山”指浙江田园,“楚色”则指江西,形貌的是他搭船从东向西过鄱阳湖的情景。由于豫章郡素有“楚头吴尾”之称,东为吴越之地,西为楚地。由于延续在这一区域活动了多年,释贯休对那时的江西北部区域是熟悉的。唐中和元年(881)秋,贯休避乱再入庐山,途径鄱阳时有诗一首《鄱阳道中作》,其中有“湖平帆尽落,天淡月初圆”之句,再次描写了湖面辽阔的情景。

(五代)韦庄:泛鄱阳湖

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膈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

迸鲤似梭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

这首诗作于唐景福元年(892)秋八月。 在891年,韦庄脱离浙江,前往江西、湖南游历,之后入京应举。其中“大波惊隔楚山微”和“小舟如叶傍斜晖”之句,意指由于大湖的浩淼,使得西边的群山和行船都显得细微。在统一时间的另外一首诗中,韦庄有“鸟栖彭蠡树,月上建昌船” 之句,却依然使用了“彭蠡”一词。这既可以理解为“鄱阳湖”和“彭蠡湖”存在区分,并不指称统一处水体,也可以视为“彭蠡湖”与“鄱阳湖”已经通用。贯休和韦庄都用了“鄱阳湖”做题目,若是题目确非厥后刊刻者所加的话,这就意味着至迟在唐末,“鄱阳湖”之名已经形成,并在那时的诗人中获得认同和使用。

值得注重的是,与贯休一样,韦庄也是从浙江到洪州,途径鄱阳湖。在传统时期,浙江衢州、婺州通往江西洪州的便捷之道,是从浙西过玉山到上饶,然后顺着河流至弋阳、余干或鄱阳,这是一段可以确定的旅程。至于到达余干、鄱阳之后若何前往洪州?上文贯休、韦庄都提到泛舟过鄱阳湖赴洪州或庐山的情景,但却没有提及详细的门路。连系前文李翱南下岭南时走的门路,贯休、韦庄所经由的“鄱阳湖”应该就是李翱、刘长卿与窦叔向等人所称的“担石湖”。不外,至唐代末期的诗词中,曾经在唐中叶史籍中频仍被途经江西的诗人提及的“担石湖”已经逐渐被“鄱阳湖”所替换。由此推测,至唐末五代时,北部的彭蠡湖水体可能已经越过松门山一带,向东南鄡阳平原扩张,并与南部的“担石湖”相接。

(二)两宋时期

在本文的开篇,笔者即已指出金陵书局《太平寰宇记》两条要害史料的版本问题,以致以往关于鄱阳南湖形成时间的结论有重新讨论的需要。虽然《太平寰宇记》存在明清时人“窜入”的“伪文”,但参照宋版《太平寰宇记》,内里尚有若干条纪录可资讨论。

其一,在饶州鄱阳县下,载有“鄱江水。自当县、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经郡城南,东过都昌县,入彭蠡湖。” 这解释,北宋初期“彭蠡湖”尚未扩展到鄱阳县城周围,否则鄱江之水就不必过都昌县入彭蠡湖,而是直接过县城不远就可入湖;其二,在洪州南昌县下,载“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及彭蠡湖。” 由此可知,彭蠡湖尚在松门山之北;其三,在南康军下,载有“东南渡江至松口,三十里入都昌县界。” 松口即松门山彭蠡口,从南康星子县城到都昌县要先渡过赣江到松门山,然则松门山到都昌界三十里却未注明是水路,都昌县下亦未载县东南有湖,从而可判断彭蠡湖尚未越过松门山南扩。由此可知,乐史虽是江西宜黄人,但却并未注重到彭蠡湖水体向东南鄡阳平原大规模扩张的转变,也只字未提“鄱阳湖”水体的泛起。

仅从《太平寰宇记》看,北宋初期彭蠡湖的位置并未向东南方的鄡阳平原扩展。值得注重的是,在夏秋丰水季节,彭蠡湖之水会沿着各江道向上游漫涨,从而在鄡阳平原阻遏江水形成许多局部湖泊。如在饶州余干县下载:“邬子港,在县西北二十里。余干江水之一支,水口即为担石湖也。” 余干江水受彭蠡湖水体上涨的影响,在余干江水口形成了担石湖。另外,在洪州南昌县下载东湖,“水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 ,解释南昌县城周围的东湖,只管距离遥远,但依然会受到彭蠡湖水涨的影响而泛起水位转变。这些纪录显示,北宋初期,彭蠡湖主体虽未向东南方的鄡阳平原入侵,但彭蠡湖水体已经泛起了季节性的向河流上游漫涨的事实,甚至由于下游水体的阻遏,河流上游区域已经最先形成局部水体。

北宋所修地理总志,除《太平寰宇记》外,另有《元丰九域志》和《舆地广记》,所载政区前者为北宋中期元丰之制,后者为北宋末期政和之制。 在《元丰九域志》江州德化县下,仅载有“彭蠡湖”三字,而在饶州、洪州下未见任何纪录。 同样,在《舆地广记》中,只在江州德化县、彭泽县和南康军星子县下载有“彭蠡湖”,而饶州、洪州下未见纪录。 以上信息显示,直到北宋末期,地理志书中没有泛起“鄱阳湖”之纪录,也没有发现“彭蠡湖”的局限扩展到饶州、洪州境内的任何纪录,“彭蠡湖”只在江州德化县境内有载。这说明,在北宋时期,几乎没有地理志书注重到鄡阳平原的地理变迁,彭蠡湖的局限也未见有显著的更改。彭蠡湖水体顺着江道在逐渐向上游入侵鄡阳平原,从而形成沿江两岸水面季节性涨落,在低洼区域已经形成面积不等的湖面,但今天鄱阳湖的大要局限尚未形成。

只管北宋时期的各种地理志书对“鄱阳湖”完全忽视,没有任何的纪录。然则,在那时文人的诗词中,仍有多处提及“鄱阳湖”。南唐至北宋初期的徐铉,分别在“移饶州别周使君” 和“送表侄达师归鄱阳” 两首诗中都提到了“鄱阳湖”。此外,北宋名臣赵抃也分别在“经鄱阳湖” 和“过鄱阳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 两首诗中提及“鄱阳湖”。这些诗文都是徐铉和赵抃在旅行途中途经鄱阳湖而作,相对于那些坐在书房依赖史籍编写地理志书的人而言,他们无疑更能亲身感受到鄡阳平原的水文地理转变。这也提醒研究者注重,历代的地理志书并不能实时反映自然地理的变迁历程,而是具有显著的滞后性。此外,北宋初期晏殊在《晏元献公类要》提到:“鄱阳湖,在(都昌县)南至二十里,源出饶州”。 实际上,北宋初期,北部彭蠡湖水体已经越过了松门山一线,扩张至都昌县的南部。然而,北宋地理志书对“鄱阳湖”水体的忽视,可能侧面反映了该水体尚处于由小变大的历程中,众多原先散落在鄡阳平原的陂湖、河流逐渐与彭蠡湖、“担石湖”这样较大的水体连成一片。

南宋时期有两本主要的地理志书,即《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前者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后者成书于宋理宗嘉熙年间,约晚于前者十几年。上文已提到,关于“鄱阳湖”这个地名,最早的纪录就泛起在《舆地纪胜》中。在饶州鄱阳县下载:“鄱阳湖,湖中有鄱阳山,故名。其湖绵亘数百里,亦名彭蠡湖。” 同时,鄱江水“经由城下入彭蠡湖” ,而无需经由都昌县,直接入湖。另外,在隆兴府南昌县下,亦纪录有“彭蠡湖,去进贤县一百二十里,接南康饶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弥茫浩渺,与天无际” 。在南康军下有“鄱阳湖,在都昌东南二十里,源出饶州” 之纪录,解释彭蠡湖已经浸入了都昌县东南区域。这提醒我们,至南宋,北部的彭蠡湖已经确定无疑越过了松门山一线向东南扩展到了鄱阳县和南昌县境,纵跨南康、饶州和隆兴三府之境,并在地理志书中泛起了“鄱阳湖”之称。

《方舆胜览》大要沿用了《舆地纪胜》的纪录。同时,关于“鄱阳湖”的纪录最先大量泛起于南宋时期的诗歌和游记中。周弼有诗《鄱阳湖》,云:“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 ,异常形象地写出了鄱阳湖浸入东南鄡阳平原的变迁。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诚斋集》中,写有大量关于鄱阳湖的游记,如“四月十三日度鄱阳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状如蛭,浮水上” ,这就有力解释南宋前期余干北部的康郎山已经处于湖心之中。一路上,杨万里端午前一日“鄱阳湖观竞渡” ,由于鄱阳湖风浪大,遇有阻风行船未便,于是就有“泊湖心康郎山旁小洲三宿,作闷歌行”十二首 。随后,从康郎山“过湖入港”而“小泊棠阴” ,脱离棠阴后投止在四望山(即鄡阳旧址),尔后从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 从杨万里的游记诗歌中,都昌县东南的棠阴、四望山都已在鄱阳湖中。

除了杨万里之外,范成大在《骖鸾录》中,也纪录了过余干县宿邬子口的情景,“闰月一日,宿邬子口。邬子者,鄱阳湖尾也,名为盗区,非便风张帆,及有船伴不可过”。 范成大的游记,解释至南宋中期,鄱阳湖已经与担石湖连为一体,最南端到了唐中叶担石湖的南界——邬子口周围。另外,笔者在余干县康山王家村发现了一块南宋时期的墓志铭,亦可佐证康郎山此时已在湖中的事实。现将《宋故王公正之圹记》内容全文引用如下:

圹有记,系年月,着姓氏也。孝子顺孙皆可笔之于书,焉用文之?王公正之葬前事,其子征予记,辞不获,乃为书之。公姓王,讳大中,字正之,大父旻,考珪,世为饶州余干福应人,公迁于洪崖,今为洪崖康山人。公凝状端凝,辞色温粹,畴昔闻公自谓,幼侍伯兄,从明远徐先生游,始来洪崖,见一乡善士,必尊敬之,惟其逮事先辈尊宿,线人习熟故家典刑,故动与理闇合也。公始迁地以棠梨名,俄有睥睨其傍者,公委而去之,如弃敝屣,人咸称其见义而作。康山榷酤,额隶于官,连年授之匪人,名存实泯,有司曾不识一钱,贰令采(采)之与议,下文册以畀公,公即其地而居焉,极(机)为经画,额解以时,居康山自此始也。公之先君子在日,公请来就养,日奉甘旨,始终一如,迨其殁,则敛袭、窀穸之事,悉身其责,不以委诸昆。诸昆相继去世,公为之经纪后事,俾其子若女,咸有所归。姻族之疎远,有不能给者,亦解衣推食,无靳色。晚年婚嫁毕,敕断家事。率辰漏下一刻,课佛书若干卷,遍乃已,隆暑冱寒靡间也。俾三子各其居,公侍时朦日,杖策往来,子孙迎接,翛然自得,尤爱其季子元礼所居湖山,四周架几净滑,翁□媪婆娑其间,视为莵裘将老之地。康山宛在湖中,士大夫东南行者,维舟其下,必上元礼所居而登览焉。公屣履出迎,惟恐后,好事者为公留住(信)宿,犹依依不忍者,去必浓墨大字为公诗之壁。程史君(鸣凤)有“不似炉熏一卷经”之句,盖亦羡公之辞也,观此可知公之为人矣。公生于开禧丙寅九月甲辰,卒于景定甲子四月壬申,享年五十有八,娶董氏,子男三,元谅、元善、元礼,媳妇康氏、董氏、江氏,女一,适江西谌廷佐。孙男六,三凤娶袁氏,三仁、三杰、三聘、寄孙、五哥。孙女八,长适王梦炳,次许适袁友端,三许适邵应瑞,四许适程日新,余未笄。曾孙男一,登孙。以咸淳乙丑九月辛酉葬公于鲲池之皋,距所居百步,不啻便定省也。姑述其梗概,纳诸幽宫云。里末进士胡宪记。

在康山发现的南宋圹记(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上引《圹记》的落款是“进士胡宪记”。胡宪,南宋余干县人,曾于景定元年(1260)参加过“解试”。 同时,圹记主人公也生活在南宋开禧至景定年间。由此,通过圹记作者和圹记主人公的信息,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块南宋末期的墓志。尤为主要的是,圹记中载有“康山宛在湖中,士大夫东南行者,维舟其下,必上元礼所居而登览焉”。 虽然“宛”字有“犹如”、“似乎”之意,但连系前引杨万里“四月十三日度鄱阳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状如蛭,浮水上” 之纪录,可以一定南宋中后期康山已在湖中无疑。此外,上引碑文也说明此时的康山已是鄱阳湖上主要的水路航道之一,以致宋代政府在康山设立“榷酤”收取酒税,现在康山王氏的祖先就是由于被有司任作“榷酤”而定居康山的。

此外,吴修安凭据1983年出土《宋故赵善士墓志》中“公宅之北,邻于鄱阳大湖”的纪录,并连系其他相关史料,以为南宋初鄱阳湖的西南界已到达了赵家围一带。 同时,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有纪录云:“鄱阳近郭(双港)数十里多陂湖,富家分主之”。 由此可知,在离鄱阳县城不远的双港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泽存在,南宋初期鄱阳湖的东界大致已经越过莲荷山、鄱阳山抵达鄱阳县城周围。鄱阳湖的南界则与唐中叶以来担石湖的南界基本相同,大致在邬子港、瑞洪一带,康郎山已位于湖中。北界的棠荫、四望山都已在湖中或湖边,界址与现今鄱阳湖的北界基本相同。至此,现今鄱阳湖的大要局限已基本形成。

作者绘制的清代鄱阳湖舆图

本文节选自刘诗古著,《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社科文献出书社2018年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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